2020年上半年是一个大型历史现场，突如其来的病毒把人们“囚禁”在一个个狭小的活动空间，面对揪心的确诊数字和网路传出的求助呼喊，无数的民间个体和组织站了出来。他们大多数人并没有“组织”，他们似乎也不需要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组织，他们就像凯文·凯利在《失控》一书中所描述的蜂群，一群蜜蜂虽然从个体而言没有超人的大脑，但通过自主选择的集体协作，却能快速高效地完成集体行动。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将之称为一种“非组织的组织化”现象。本文将这些原本没有“组织”，却在疫情中迅速组织化的网络社群称为“自组织网络”。如微博博主发起的“姐妹战疫安心行动”、武汉市民自发组织的“接送医护人员车队”、程序员搭建的数据平台“Wuhan2020开源社区”，还有数以百计的明星后援团所发动的“粉丝公益”等，他们就像是网络空间里起舞的蜂群，看似无序，却创造出许多专业组织都没法企及的效率与速度。我们并不想夸大自组织网络的作用，在以支援武汉为名的网络社群里，也出现了高仿的骗钱群，出现了不明真相的群众对突然冒出来的“超级节点”的质疑，部分自组织因工作量过大，核心人员缺乏睡眠，在后期也出现运营效率下降的现象。但无论如何，自组织网络在危机时刻体现出来的效能与活力，比很多人员齐整的大机构更为出色，是我们的社会在这场战“疫”里最大的收获之一，值得好好复盘。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詹新惠指出，目前我们还不能准确评估自组织发挥出多大的力量，但是，自组织的灵活、高效、协作成为战“疫”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。它以互联网的思维和方式下沉到网民中，让普通人抱团取暖，相互慰藉，让平凡人放大价值，共享智慧，它也在唤醒每一个人的公民意识。我们认为，这是一股适应了信息时代生存法则的“新势力”。正如杰里米·海曼斯和亨利·蒂姆斯在《新势力》一书中所指出的，“新势力像电流一样运行。它来自大众，兼具开放、参与性和同伴驱动的特点。就像水和电一样，当它汹涌澎湃时，力量更大。新势力的目标不是积聚势力，而是让其流通。”2月6日，今年24岁的上海女孩梁钰在微博甩出一连串问题：前线医护人员的卫生巾和安心裤还够吗？有没有捐考拉裤的靠谱渠道和方法？次日，梁钰就在微博上打出了＃姐妹战疫安心行动＃的话题，呼吁网友关注一线女性医护生理期问题。据悉，2月7日至9日夜里，梁钰和朋友共牵头定点捐赠超过71万元的物资、超过11万条安心裤，送往武汉、黄冈、孝感的20家医院。有医护人员发来私信说：“终于不用血和尿都混在一起，穿着带血的防护服到处走了！”因工作量巨大，梁珏在2月10日开始招募搭建志愿者团队，应者云集。截至3月23日，志愿者团队一共91人，其中有87名女性，35名95后，她们来自五湖四海，大多不清楚对方的姓名，更多时候热情地互相喊一声姐妹。有意思的是，虽是一个临时成立的民间志愿者团队，但“姐妹战疫团”里HR、法务、财务等分工一应俱全，还细分为募捐组、物资组、物流组、对接组、信息组、宣传组等。梁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：“招人的时候会比较看重（专业性），相当于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”。但即便如此，巨大的工作量还是让梁钰等骨干超负荷运作，据说，最多的一天，她们给多达17家医院发货。“当时的一些官方基金会一两个礼拜才能送一家医院。现在听起来你可能会觉得夸张，但在当时的特殊情况就是这样的。”2月11日晚，梁钰的团队与灵山基金会合作发起线上筹款项目“姐妹战疫安心行动”，在新浪微公益和为爱联合劝募两个平台上线。截止3月22日，#姐妹战疫安心行动#累计捐赠60余万条安心裤、30余万条一次性内裤、逾16万片卫生巾，给200多家医院和医疗队寄送物资，覆盖人群超过8万人。▲医护人员收到经期卫生用品（微博@梁钰stacey）
值得关注的是，随着线上话题的发酵，#姐妹战疫安心行动#引发社会关注并带动了更多专业机构的行动。2月14日，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宣布紧急募集款项，向一线女性医务人员支援安心裤、卫生巾等女性用品；多地妇联也发起了关爱一线女性医务工作者的公益行动。不是大机构引领自组织，而是自组织引领大机构，这是《失控》里的蜂群逻辑一次具象化展现，也是信息时代一个标志性的现象。女生们在微博上玩得风生水起，程序猿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助力灾区。疫情里，在硅谷工作的武汉人吴雪决定支援自己的家乡，他选择的方式是搭建协作传递资源的桥梁。为此，吴雪加入了Wuhan2020 开源社区，并在后来担任这一开源社区理事。“Wuhan2020”由同济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x-lab实验室于1月25日发起，旨在统一收集本次疫情中相关事务处理方的信息，并利用开源和分布式协作优势实时更新并通报。Wuhan2020意在解决一个重大的信息难题：其时，武汉及周边各县均爆出物资紧缺的情况，但信息变动快，统筹难度大，亟需一个高效的数字平台，让各供需方进行自助对接， Wuhan2020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这一难题。在发起数周内，Wuhan2020就吸引了来自不同国家的3000多名志愿者，逐渐形成了一个颇有规模的社区——“Wuhan2020开源社区”，社区成员包括程序员、产品经理、设计师、项目经理、数据分析师、翻译、媒体工作者等，他们通过建立信息系统、数据分析预测等为抵抗新型冠状病毒做出贡献。在短短数月里，“Wuhan2020开源社区”一度孵化出“新型冠状病毒防疫信息收集平台”、“2020援助武汉”、“Wuhan2020开源社区官网”、“黑客松”等十多个开源项目。在吴雪看来，wuhan2020不仅是连接信息孤岛的数字基础设施，更是一个创造共享价值的平台。开源社区官网主要搭建者之一、知名电商互联网公司架构师王欣说：“开源的世界里没有英雄，每个人喜欢开源的公益性、参与感、成就感，这里没有老师，也更不是什么从天而降的英雄，只是平凡人在危难关头往前跨了一步。”自组织网络不仅涌现在线上，也发生在被疫情封锁的线下，武汉的志愿者爱心车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1月23日凌晨，武汉封城，从当日上午起全市公交、地铁等公共交通设施全部停摆。这可苦了仍须每天到医院上班的医护人员，很多人家里上班地点远，家里也没有私家车，通勤极为不便。23日下午，有人在网上发出“医疗支援自驾车队招募倡议书”，倡议书发出仅两天，志愿者车队从几人增加至几千人，高峰时达6000余人。车队中大多是各行各业的企业主，以80后、90后是主力，也有不少70后。由于人数太多，车队又根据区域划分成汉口、武昌、汉阳、光谷等多个微信群。医护人员可以把出行用车需求发到群里，车主们自行接单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武汉的志愿者爱心车队并非只有一家，就更加没有一个传统意义上的“调配中心”，愿意接送的司机与需要被接送的医护人员，依靠微信群自行匹配，自由组合。老赵是武汉一家设计公司的负责人，大年三十日，他在微信里发了一个朋友圈：“我住江岸区后湖附近，附近医院有需要的朋友可以顺路接送”。当天晚上，老赵跑了3趟车，接送了3位护士回家。随着有更多的医护人员约车，老赵通过朋友圈再次呼吁志愿者加入。不到10个小时，他们就完成了召集司机、服务医护，形成覆盖汉口、武昌、汉阳三镇的多个网络群，入群的医护司机人数近千人。他们还给自己的车队起了个名字，叫“武汉不怂”。
但是，志愿车队接送一线医护人员，也冒着很大的感染风险。有车队在运作数日之后，就有“两个车主出现发热现象，一个车主被感染”的消息传出。志愿车队是危急时刻民间的应急自救之途，随着当地政府与网约车企业等加大运力，志愿车队逐渐退出舞台。把“粉丝公益”列入自组织网络中讨论，我们一度有些犹豫，前面列举了几种行动，其组织方式均是“阅后即焚”，即任务达成之后临时组织自行解散，是典型的“非组织化的组织行为”，但“粉丝公益”略为特殊，明星后援团是长期存在的，疫情结束后也将延续下去。但我们还是把“粉丝公益”列进来了，原因有二：一、明星后援团本就是一个松散的志愿者社群，即便是管理层也很少有全职；二、参与公益并非明星后援团常规活动，突如其来的疫情激发了他们的公益行为，他们展现出自组织网络的许多特征。朱一龙公益应援个站是此次疫情中最早行动的粉丝团之一。早在武汉封城前三天，1月21日，朱一龙公益应援个站就联合共青团旗下的“能量中国”、湖北省慈善总会等发起“居沙成塔，健康湖北特别行动”。筹款链接发出后，20多分钟就筹集到17万余元。
反应迅速，组织性强，这是粉丝们在常年应援活动中训练出来的组织能力。仅在武汉封城当晚，就有多名偶像艺人的粉丝团体先后宣布筹集到的物资信息，总共30余万只口罩寄往武汉。粉丝公益有着很多优势：粉丝团人数众多，追随同一个偶像，彼此信任，且内部分工明确，具有强大的协同能力和丰富的线上协作经验。同时，饭圈素有公开透明的行事规则，尤其是涉及钱的问题，往往要算得明明白白，完了还得向粉丝交代清楚。以蔡徐坤的粉丝团为例，捐赠活动结束后，蔡徐坤应援站“国王街”立即公布了详细的转账记录、发货图，还有盖有医院公章的接收函，甚至连厂商的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复印件都有公示。一位参与者对粉丝团的公益活动有着很大的信任度：“因为在意爱豆（偶像）的形象，一定不会私吞，别家也都在盯着，如果出现问题会被全饭圈吐槽。”▲蔡徐坤粉丝团组织捐赠，寄往湖北（ 微博@国王街82号| 梦旅人）
在某种程度上，饭圈文化是一种以“耻”为基础的文化，粉丝、粉丝团都很重视自己行为的公众评价。偶像，或粉丝团要是遭到众人的奚落、嫌弃，大部分成员会感觉到羞耻，这种羞耻感会产生非常强的约束力。当确信每个成员都接受这样的文化，陌生人之间也会产生很强的信任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仅“能量中国”官方发布的粉丝联合会就涉及相关艺人多达300余人。根据公开数据显示，截至2月6日，粉丝组织的捐助金额已超过880万元。在自组织网络中，“超级节点”总是承受着特别大的压力。比如梁钰，她就是“姐妹战疫安心行动”的超级节点，志愿者们以她为中心聚集起来。一方面，她会受到陌生网友的信任质疑，另一方面，因任务量太大，来得太快，她这个超级节点会忙得没有时间睡觉。梁钰就曾透露，2月7日到11日4天里，她只睡了11小时。30岁的阿布是姐妹战疫行动志愿团队中为数不多的男性，高密度的工作状态下，他感觉四天像是过了一个月。他们说：“我们的工作是做不完的，大家每天都到非常晚，这样下去不行。”2月13日晚，团队谈到轮班计划，并决定再次扩充志愿者队伍。“考虑到未来持久性的问题，希望很多人复工以后能以半兼职的状态让团队运转起来。”人力有时尽，超级节点的精力极限，就是一个自组织网络的天花板。信任是另一个关键问题。在此次战疫里，货源是否可信、需求端是否靠谱（莆田系医院领红会口罩一度引发群嘲），超级节点是否有公信力，都会让参与其中的志愿者、捐赠人存疑。在上述案例中，主事者各以特殊的方式解决了信任的问题，但他们的解决方式大多不可复制，比如粉丝公益中那种以偶像为纽带的信任，在其它自组织网络里是没法学习的。多数自组织网络通过两种方式自证清白：一、花费大量精力在“确认”这个看起来简单的动作上面，因为自组织建立的是一种“弱连接”， 有时候不得不浪费的大量时间、精力；二、事无巨细的进行信息公示。Wuhan2020开源社区理事吴雪就说过，在捐赠物资的过程中，有80%的时间是用来收集和验证信息的真伪。“我问wuhan2020的几位发起人，你们的信息采集和验证流程是怎么样的，然后把自己之前的经验教训发过去讨论，希望让别的志愿者少走弯路。”也许日后区块链的广泛应用能缓解这一问题，但在许多真实的场景里，恐怕最终成交还是得政府或其他可靠的第三方出面调度，因为许多自组织网络难以建立可信交易的条件。有公信力的公益机构也许可以部分担当这个角色，如果一切顺利的话，有活力的自组织网络与专业公益机构的联合会构筑一幅很美的画面，比如梁钰的姐妹团就联合灵山基金会发起公募，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条越过信任危机的捷径。业界已经在关注这一趋势，7月14~15日，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在线上举办，“拥抱数字公益浪潮”是其中一个重要议题，来自政商社的专家学者将讨论数字公益的前景和应用。未来更多的自组织网络或许能够借助信息技术，在面对庞杂的信息和物资时，进行高效的信息共享和行动协同。还有一个有意思的议题是，如果不加限制，自组织网络持续发展下去会怎样？有两种可能：一、任务完成，自组织自动解散，就像武汉的志愿者车队那样；二，寻找到新的任务，自组织网络继续进化，逐渐变成一个像政府那样试图解决所有问题的庞大组织（Facebook？），这又会产生两种可能性：一、基于人的生理局限与简单的网络线性讨论，无法突破天花板；二、基于技术平台和某种非线性超级协作模式，进化出一个新物种。
在信息时代里，新公益将走向何方？推荐大家关注7月14日~15日在线上举办的2020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，留意业界最新动态。
14日下午14:00，点击小程序【直播入口】，即可参会~